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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思考之双法法官的培养
编辑:罗翔    作者:吴光雷    来源:法制生活网   发布时间:2016-12-08
  水族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思考之双法法官的培养
 
  吴光雷
 
  水族作为贵州省十八个世居民族之一,全国拥有超过57%的水族人口居住在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之中。水族是一个古老的拥有自己语言、文字、传统习俗的民族,也是一个拥有底蕴深厚和独具特色的民族习惯法文化的民族。
 
  一、水族习惯法概述
 
  通过研究发现,起源于“神造说”的水族习惯法,内容涉及生产、生活的各方各面,在具有“万物有灵”信仰且拥有敬拜鬼神传统的水族地区一直传承至今。
 
  水族民事习惯法是以善为其核心精神,例如民事、刑事、行政等方面的习惯法正是这种精神的外化。只要有人违背习惯法,就会被认为是兴丑弃善的行为,即毁弃神法,兴起魔律的恶行,这种行为也是扰乱善良秩序的行为就会遭到承担各种惩罚的后果。水族习惯法通过对生产生活的一系列行为做出具体的规范,使得每个人有一定的标准行事,不至于因各行其道而产生纠纷。即便产生纠纷,也有统一而有效的解决方法。千百年来,水族人民依赖着习惯法而生活在一个社会秩序相对良好的环境中。
 
  二、水族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法不断深入,在解决纠纷、惩罚犯罪方面,水族地区不仅拥有习惯法解决之方式,同时也拥有国家法处理之形式。在当地,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偏重于运用国家法,轻视民族习惯法的倾向。在三都水族自治县,虽然也制定有自治条例等变通性规则,但是基本都是流于形式,鲜有真正且大量融入当地民族习惯法内容的规则。这就导致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应有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但是这样的弱化,并没有使国家法在运行中实现其理想的效果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有时候却适得其反。我曾了解过一些案件的处理情况,由于不顾及民族习惯法,径直使用国家法作出处理,最后简单的民事案件却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处理水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的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使得案件解决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了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为了传承和发扬历史悠久的民族习惯法文化,为了不让人类失去一把打开人类最终归宿钥匙的可能性,水族民族习惯法应该且必须得到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应有的重视和地位。这需要我们首先要处理好水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因为这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关乎水族习惯法和国家法未来走向问题。对于如何处理好国家法和水族习惯法的关系,我以为要做好以下几各方面:
 
  (一)处理国家法和水族习惯法关系的前提
 
  水族习惯法作为中华法文化的内容之一,应该且必须得到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这样的地位,应该且必须以其存在的实际所表现的情势为基础,不应当受到人为强加的重视或者轻视。如何方可以得出最佳的对待方法,应该且必须以全面且深入的调研为前提。
 
  关于水族习惯法,我们不因该简单地认为国家法解决纠纷或者惩罚犯罪就是最优良的方法,而习惯法则是可有可无甚至于不需要的方法,同样也不可以粗略地认为习惯法就一定是最为可取的,而国家法则是不适宜的,只有通过研究后才知道。这需要我们辩证地对待国家法和水族习惯法,如此方能作出不违背人类历史之智慧抉择。
 
  在调研中,要全面深入,了解水族习惯法的现状、价值和作用,以其现状情况、价值、作用的大小为依据得出对待的观点,这才是实践理性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的态度方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处理国家法和水族习惯法关系的两个原则
 
  经过对水族习惯法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了解其现状态势、价值、作用大小之后,在处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要遵循两个原则。
 
  1.第一原则:先习惯法而后国家法,出习惯法则入国家法。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规则健全,价值和作用较大,运用其解决纠纷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好的效果,并且符合国家法治理念的水族习惯法,应该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处理当地纠纷案件之时,注重运用水族习惯法作为调解或者裁判中自由裁量区间的首选考量因素,当运用水族习惯法之后,却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时,再考虑使用国家法,如此则避免纠纷的解决出现司法“真空状态”。
 
  2. 第二原则:先国家法而后习惯法,出国家法则入习惯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规则不健全或者价值和作用较小,运用其解决纠纷与国家法的效率和效果而言较低,或者其与国家法治理念相违背的水族习惯法,在处理当地纠纷案件之时,首先运用国家法,如果国家法不能解决或者效果不理想,那么再考虑运用水族习惯法解决之,当然,对于与法治理念背带而驰的水族习惯法则应该避免使用,应为这属于与本时代不相符合的规则。
 
  3.两个原则的运用。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在使用上本质而言并无先后顺序之分,需要根据情况不同而灵活选择。之所以划分为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是因为处理的是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处理多于民族地区,使用频率高者当是第一原则,其次为第二原则,是以如此排列。在选择运用民族习惯法时,注意运用国家法治理念,普世价值观审视民族习惯法的规定,慎重地做好民族习惯法精华与糟粕的扬弃工作,这是使用民族习惯法的准备性阶段。因为,由于当地民族习惯法历史悠久,内容繁冗复杂,不同时代的需求不同,若以今而观之则必然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所以当选择与当代公众和当地群众认为能够接受的习惯法而用之比较适宜。
 
  经过对具有习惯法文化较为浓厚的地区进行研究,无论是从水族“显性文化”(水族文化之“显性文化”主要是指水族文化呈现于世间的为外族所知晓的在文化,如社会组织结构、宗教、建筑、艺术等等方面为外人所知晓的文化,亦为“形式文化”。)还是“隐性文化”( 水族文化之“隐性文化”主要是指水族文化哲学中的哲学即本体,以及水族文化中秘密流传而不为族外人所知晓的文化,亦为“内存文化”)而观之,发现水族社会组织习惯法和水族民事习惯法是水族现今生命力最强的习惯法,而式微之习惯法首推刑事习惯法。以下是对水族民事习惯法和刑事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而提出的建议。
 
  (1) 水族民事习惯法的运用。
 
  经过对水族地区民事习惯法的调研,私自以为水族民事习惯中物权、债权、侵权、家庭婚姻及继承方面的习惯法中80%以上之内容较为完整,在调整民事关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于达到即便没有国家法介入而当地相关的社会秩序依然良好运行的状态。
 
  基于水族习惯法上述内容规定较为完整,作用、价值较大,像于这样的水族民事习惯法应该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处理当地民事纠纷案件之时,注重运用民事习惯法作为调解或者裁判中自由裁量区间的首选考量因素,这样往往取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司法实践中,例如2014年,有一家公路建设公司在水族地区修建公路时,损坏水族一个村寨的祖先坟墓。由于公路建设公司不懂当地习惯法,不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以为用一两千元钱就可以平息纠纷,但是,当地群众觉得这样并不符合习惯法,不能接受。希望对方祭祀被破损坟墓的祖先,向祖先道歉,然而公路建设公司并没有这样做。于是当地群众认为这是对他们祖先的不尊重,是对他们习惯法的蔑视,于是向对方提出十几万元钱的赔偿金,并发动全村人,甚至于在省外打工的人,围堵工地,阻止施工。一时间事态扩大,公路建设公司只好求助于司法机关。当司法人员了解情况后,要求公路建设公司按照当地习惯法主动购买牺牲,祭祀被损坏坟墓祖先,然后再与村民协商。果然,祭祀之后,司法人员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公路建设公司以一万余元的赔偿金顺利结束该起纠纷。
 
  在调解时,并没有运用国家法,而是运用民族习惯法。如果运用国家法也只是口头赔礼道歉或者支付一定费用而已。但是,当地村民认为简单的道歉并非诚意,金钱的赔偿不是只要方面,真诚的祭祀才说明对方是尊重己方的,如果处理得当,赔偿费用都可以不用支付。显然,国家法和水族民族习惯法的规定具有天壤之别,这样的纠纷,国家法解决是很难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只有运用民族习惯法解决才是最适宜的方式。
 
  (2)水族刑事习惯法的运用。
 
  在水族地区,虽然刑事习惯法的内容基本为国家刑法所取代,但是刑事习惯法的精神尤其是刑罚精神依然根植于民族观念之中。水族习惯法中“罚榔”一词,是指对违法习惯法者的处罚手段,例如,对于盗窃者,一般而言要对其处以“三个一”(即行为者为被盗者及其村民提供一百斤米、一百斤肉、一百斤酒的食物)的刑罚。现在当地村民听到对违法者实施“罚榔”的行为依然感到大快人心,犯罪者听到这一词语,都会不寒而栗,担心受罚。甚至于在教育小孩子时,大人经常会说:“不要犯罪,否则就会被抓以罚榔”。关于水族刑事习惯法,例如许多传统犯罪的司法权已经收归于国家,运用国家刑法惩罚犯罪,并无不妥之处,并且已经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所以对于刑事犯罪,从整体上而言可以径直使用国家刑法解决之。只是在安抚被害者,或者劝说犯罪者时可以运用民族习惯法的精神内涵解说,以变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国家刑的规定,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四、双法法官
 
  (一)双法法官的提出
 
  在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习惯法文化浓厚的地区,司法人员尤其是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当地案件之时,如果精通国家法与当地民族习惯法,那么根据处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两个原则审理案件,灵活使用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作出的审理结果才能最大化地接近公平和正义,并且如此不仅可以提高办案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办案质量,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若要求当地法官在精通国家法之时,亦要精通当地民族习惯法,这确实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这确实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同时也是当地民族群众的共同呼声,这也是作为“民间法”或者“活着的法”中的民族习惯法甚至于民族法制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也是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最高要求,那么“双法法官”的提出就显得意义重大了。
 
  (二)双法法官的构成要素
 
  我将既精通国家法,又精通民族习惯法的法官称之为“双法法官”。 “双法法官”应该具备以下要素:
 
  1.精通国家法并取得国家法法律规定的法官资格,这是前提。因为只有法官才能行使审判权,只有拥有审判权,才能审理案件,才有精通民族习惯法的必要。
 
  2.精通当地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基础。只有精通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与当地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才能作出最接近于事实的裁判。这也方便查询资料,学习当地的习惯法。
 
  3.精通当地民族习惯法,这是关键。精通当地民族习惯法需要熟悉当地民族习惯法的法哲学原理,至少掌握当地依然使用或者新兴出现的民族习惯法内容。只有这样方能做到灵活使用最好的解决方式。
 
  根据我国民族法制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随着民族习惯法不断得到重视,民族法制文化在理论上的不断完善,在研究上的不断提高,在实践方面的不断深入,民族法官水平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关于双语教学的实施,“双语法官”的提出,民族法官的培训为“双法法官”的形成奠定良好了的基础。但是,此前的努力,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具体性的目标,是零散的,“双法法官”提出后,以此建立系统性的目标,对于实践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上文已经提出“双法法官”的构成要素,接下来,如何培养一名合格的“双法法官”,让其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呢?
 
  (三)双法法官的培养
 
  “双法法官”要精通国家法,可以通过政法院校学习,但要精通民族习惯法却不容易,主要因为现在没有哪一所学校以系统性地教授并能做到让学生精通某一民族习惯法的教学课程,并且我国民族众多,许多民族习惯法缺少系统性的内容,难以形成统一性的教学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掌握民族习惯法,私自以为应该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1.开展民族语言和文字培训活动。通过培训让法官精通当地的语言文字,这是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2.举办民族习惯法文化培训活动。邀请精通民族习惯法文化的寨老讲授民族习惯法文化。
 
  3.立法机关成立民族习惯法编辑委员会,全面且动态地搜集整理规范当地民族习惯法,以便法官随时且及时了解相关习惯法的约定,作出高效率且明智的抉择。
 
  (四)双法法官的困境
 
  “双法法官”若为司法实践所采用,在民族地区,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但是就目前而言“双法法官”并未具备成熟的条件,其存在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实践中,关于民族习惯法是否可以作为司法实践中法官援引审判的依据,目前尚未定论
 
  在实践中,对于民族习惯法的运用,主要运用于民事案件调解方面,在自由裁量权中也只是作为模糊性的考量因素而已。民族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使用范围边缘化,这是其困境之一。只有在理论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实现民族习惯法的真正突破--在司法审判中使用民族习惯法或者禁止使用民族习惯法的突破,现在处于使用于禁止使用的过渡性阶段,或者模糊性阶段。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将民族习惯法真正作为审判依据,“双法法官”的采用才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这需要专家、学者对民族法制文化的进一步研究。
 
  (二)我国民族众多,民族聚居缺乏单一性,同一民族内部的习惯法也不一样,在使用民族习惯法上,统一性较难, “双法法官”生存空间较小
 
  面对这样的情况,“双法法官”的生存空间只能存在于民族聚居相对集中,民族习惯法相对单一的民族地区。对于民族大杂居的地区,国家法应该得到比较普遍性的适用,而民族小聚居的地区,借助于寨老的力量(前提是寨老与司法机关互动是良性的)则可以完成。对于水族,在三都水族自治县这样一个民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双法法官”的生存空间是比较大的。
 
  (三)双法法官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双法法官”确实是审理民族地区案件的理想“法官”,但是由于民族法制文化上的理论限制和实践上的司法限制,对于其成长具有重大影响。实践中,只有一步一步探索,找出最优化的审理案件的理论和方法,才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双法法官”是否能成为成熟的可以实践的“职务”,还需要司法实践作出最终的指引。
 
(作者系贵州大学2015级刑法学研究生、荔波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