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区安全事故多发 专家:亟须完善旅游立法
编辑:张帆    作者:陈磊   来源:法制网   发布时间:2018-11-27
  针对学前教育新规,11月19日,红黄蓝教育(NYSE:RYB)副总裁张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红黄蓝教育会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会根据政府部门下一步部署再做深入研究。

 

  “我们这几天也在开会对政策进行研讨。这个研讨是针对文件本身,政策解读需由权威部门进行解释。”张帆说。

 

  至于红黄蓝后续业务布局会不会有调整,张帆说,有待后续的研究,不过,红黄蓝并没有退市的想法。

 

  11月15日晚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

 

  处于研究观望状态,等待进一步政策解读的不只是红黄蓝。自“意见”发布后,各类评论出现,可谓众说纷纭。“意见”落实后能否解决目前学前教育中的种种问题,或许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一些民办园大量融资盲目发展

 

  近些年,打着各式口号的“高端幼儿园”纷纷出现,个性化教学、国际化课程、双语授课体系……面对各种宣传语,不少家长将大部分家庭收入投入到孩子的学前教育中。

 

  一边是众多家庭对高端国际化幼儿园的趋之若鹜,另一边则是无资质无牌照的“非法幼儿园”在城郊暗流涌动。

 

  以北京地区为例,本报记者曾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郊区的一些地方,一度存在无登记注册且无牌照的“幼儿园”,它们主要服务一些在京就业的外地户籍人员。这些在京就业的外地人员既无公立幼儿园的就读资格,也无法承担民办幼儿园日渐高昂的费用,但由于夫妻双方日常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得不将孩子送入一些没有资质的托管机构,而这些托管机构往往自称“幼儿园”。

 

  通过业内人士介绍,记者联系到打算在四川省成都市创办婴幼儿托管班的刘女士。

 

  “我自己没有婴幼儿教育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刚开始是因为喜欢孩子,后来经过市场调研发现确实存在婴幼儿托管市场。80后的家长一般都是全职父母,没有时间带孩子,隔代养育又存在养育观念上的差异。而且国外的婴幼儿托管模式非常成熟,可以借鉴。所以,我自己有意愿进入这一行业。”刘女士对记者说,她经过调研发现,目前这个行业在法律法规上属于灰色地带,因此降低了准入门槛,“当然也加大了风险”。

 

  对于创办方式,刘女士对记者说,她打算与合伙人一起做,不打算加盟其他机构。“我还没有发现比较好的加盟机构,我希望做一个四五十人的托管机构,规模大了责任太大。一线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要,除了证件和经验,对孩子有没有爱心和耐心都是很重要的考察因素”。

 

  按照刘女士的说法,她规划的托管机构人员管理和日常准则都会参照公立幼儿园的标准,“理论上,可能需要向卫计委、教委和妇联报备,但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到时候再说。我觉得这一行挺不容易的,如履薄冰,可能因为很多原因被关停,但是存在客观需求,所以市场和社会力量就开始进入。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风险高、利润薄的行业”。

 

  不过,“意见”的出台,让刘女士决定还是先干老本行服装行业,因为“起码没有政策风险”。

 

  新华社曾发布评论称,“因为有利可图,幼教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的‘盛宴’,幼儿教育成为‘最昂贵的教育’”。

 

  有幼教相关产业链的创业者向媒体表示,一些投资人在与他接触时,会很直接地问询是否了解业内有年利润高于500万元的幼儿园,他们有很强烈的收购意向。有的新园在开设一两个教学点之后,就不顾实际能力开始大量融资以扩充教学点,意图快速实现规模化经营。

 

  “这两年周边也冒出了很多新学校。教育行业是实打实的现金流,太多人冲着这块肥肉来。即便如此,相对小学和中学的业务,我们从来都不愁幼儿园的招生,也可以说是供给端严重不足。”在北京某国际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记者。

 

  对民办教育会带来哪些影响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表达了“感到意外”的想法,因为“意见”释放的信号与此前的政策方向不一样。

 

  根据此前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送审稿,民办幼儿园将进行分类管理,可以选择注册为营利性幼儿园和非营利性幼儿园。营利性幼儿园可以分红,资本运作空间更大,非营利性幼儿园不得分红,但能够获得政府扶持、补助。

 

  民办教育促进法被普遍解读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破除教育公司上市障碍的利好消息。但此次“意见”却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并不得上市。

 

  以红黄蓝为例,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前,该公司旗下幼儿园均只能以民办非企业身份注册,以获得办学许可证。2017年,红黄蓝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以设立在开曼群岛上市主体承接国内公司利润——完成在纽交所的上市。而“意见”规定,“社会资本不得控制非营利性幼儿园”——这基本断绝了社会资本实质控制任何设立于2016年年底之前民办幼儿园的可能性。

 

  倘若要变更幼儿园的非营利属性为营利属性,则得考虑补缴之前以非营利身份获得的税收优惠等诸多事项。

 

  有人认为,“意见”对民办教育会造成很大影响。

 

  但与资本市场震荡和恐慌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幼儿园从业者对新政的反应比较冷淡。

 

  在成都某国际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王先生不认为“意见”会对民办幼儿园行业造成打击。他称,新政的出台几乎没有对他造成影响,“周边的同事、家长,包括在朋友圈和微信群没有人讨论。对于那些追求快速扩张的学校会有影响,投资人也会很焦虑吧。这两年我们经常收到各种收购的邀请,但都拒绝了。他们只是想赚快钱,出发点就不对,当然现在会恐慌。教育还是要回归到本质和常态”。

 

  “意见”要求,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80%。那么,剩下的高端幼儿园出路又在哪里?

 

  “高端幼儿园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因为需求还是在那里,有钱的人还是在排队,想尽各种办法挤进优质的高端国际幼儿园。”王先生说,一些私立幼儿园每年学费高达二三十万元,但依旧有家长排着很长的队伍等待。想入园,家长和孩子都要接受面试,甚至有错过报名机会的家长在学费基础上再加30万元左右的“插班费”,这都不一定能获得入学资格。

 

  怎样建“家门口放心幼儿园”

 

  新政并不是将民办幼儿园“一刀切”,实际上仍旧鼓励社会力量办园。“意见”第九条明确提出,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普惠性幼儿园和相对高收费幼儿园作对比,是指公益性、有质量的幼儿园,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消费水平而定,是百姓家门口的好幼儿园。普惠性幼儿园在场地设置、办园规模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生均占地面积不少于12平方米,小班不超过25人,大班不超过35人。

 

  不过,目前这样的普惠并未真正实现。

 

  庞莹是北京的一位二孩妈妈。在放开“单独二孩”的那一年,庞莹生下了老二。今年9月,庞莹犯了难。属马的小儿子不仅赶上了属相带来的小生育高峰,还成了“单独二孩”的第一批“二孩”。

 

  “我们老大上幼儿园已经是6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就是在社区里上的幼儿园,花费也不贵,报名就能上。没想到现在老二上幼儿园,连名都报不上。”庞莹抱怨。

 

  “户籍和房屋产权证在小区的适龄幼儿,同时户主和房主需是适龄幼儿的第一监护人。第一监护人房产、户籍需满3年以上。”庞莹指着手机告诉记者,离家最近的公立幼儿园的招生简章中写明了十分苛刻的“优先条件”。去年整个小区几十个适龄幼儿,最终这个幼儿园只录取了7个。

 

  “入园难”不仅是一线城市父母的心病,二三线城市的父母也面临孩子“入园难”的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乃至农村地区,很多孩子连基本的入园都保证不了。“比如说一个县里可能只有一家公立幼儿园,这怎么够用呢?那肯定是谁有关系谁能进,而剩下的私立园质量参差不齐。”在重庆生活的卢晓对记者说,在学前教育方面,目前我国最缺少的就是公立幼儿园或是普惠性质的民办幼儿园资源。“以前一些单位、企业都有自己办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不说有多么高的质量,但能为年轻父母减轻很大压力”。

 

  目前,普惠性幼儿园转型任务完成多少?中国幼教年会秘书长孙纲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概50%左右,未来两年是攻坚期。”

 

  从“入园难”“入园贵”过渡到“家门口的放心幼儿园”,要迈过几道坎?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幼教年会上,孙纲讲述了目前普惠性幼儿园建设面临的困难:“至少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什么样的幼儿园是符合地区特点的幼儿园,这缺少足够的研究数据和成果支撑。其次,幼儿园课程的实施尽管有地区标准,但是各种国外的、科技的、小学化的理念,冲击着大部分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最后,很多幼儿园只重硬件,内涵建设相对欠缺。”

 

  另一个问题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幼儿教师却长期处于“唱歌、跳舞、看孩子”的刻板印象中。北京某私立幼儿园园长杜老师告诉记者:“如何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打造家长认可、社会支持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虽然明确列入到教育法中,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这是幼儿园面临的种种困境的根源所在。”(  针对学前教育新规,11月19日,红黄蓝教育(NYSE:RYB)副总裁张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红黄蓝教育会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会根据政府部门下一步部署再做深入研究。

 

  “我们这几天也在开会对政策进行研讨。这个研讨是针对文件本身,政策解读需由权威部门进行解释。”张帆说。

 

  至于红黄蓝后续业务布局会不会有调整,张帆说,有待后续的研究,不过,红黄蓝并没有退市的想法。

 

  11月15日晚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

 

  处于研究观望状态,等待进一步政策解读的不只是红黄蓝。自“意见”发布后,各类评论出现,可谓众说纷纭。“意见”落实后能否解决目前学前教育中的种种问题,或许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一些民办园大量融资盲目发展

 

  近些年,打着各式口号的“高端幼儿园”纷纷出现,个性化教学、国际化课程、双语授课体系……面对各种宣传语,不少家长将大部分家庭收入投入到孩子的学前教育中。

 

  一边是众多家庭对高端国际化幼儿园的趋之若鹜,另一边则是无资质无牌照的“非法幼儿园”在城郊暗流涌动。

 

  以北京地区为例,本报记者曾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郊区的一些地方,一度存在无登记注册且无牌照的“幼儿园”,它们主要服务一些在京就业的外地户籍人员。这些在京就业的外地人员既无公立幼儿园的就读资格,也无法承担民办幼儿园日渐高昂的费用,但由于夫妻双方日常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得不将孩子送入一些没有资质的托管机构,而这些托管机构往往自称“幼儿园”。

 

  通过业内人士介绍,记者联系到打算在四川省成都市创办婴幼儿托管班的刘女士。

 

  陈磊

 

  □ 法制网通讯员 赵婕

 

  近日,一名12岁的小学生在江苏省宿迁市项王故里景区游学时,被石柱灯砸中身亡。

 

  在此之前,河南省焦作市神农山景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随着旅游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旅游景区的安全问题日渐凸显。《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2017年以来,媒体至少披露了95起旅游景区人身伤害事件,其中2017年66起,2018年以来29起。

 

  在这些发生在旅游景区的人身伤害事件中,因景区设备所致事件最多,为19起;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达70人。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旅游行业专家认为,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但是频繁发生的旅游景区人身伤害事件,已经成为制约旅游业产业升级的因素,旅游景区的安全亟需制度化支撑与保障。

 

  旅游景区安全事故多发

 

  被石柱灯砸中身亡的小学生叫小杰,是安徽省阜阳市阜阳开发区某小学六年级学生。

 

  11月8日,小杰参加了阜阳当地教育局和校方组织的一次游学,游学的其中一站是江苏省宿迁市项王故里景区。

 

  当日傍晚,小杰被项王故里景区的配套附属物——石柱灯砸中身亡。

 

  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小杰先是从学生队伍里跑出来,跑着跑着,往石柱灯上一趴,石柱灯就倒下来,砸在孩子身上,断成了几截。小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被砸身亡。

 

  项王故里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石柱灯在旅游景区只是一个景观摆设,已经有四五年时间了。

 

  孩子亲属、学校、旅游公司都认为,石柱灯作为项王故里景区的配套附属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才导致这起悲剧的发生。

 

  在旅游景区发生的人身伤害事件时常见诸报端。

 

  11月初,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事故信息,今年10月30日,河南省焦作市神农山旅游景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半年前,神农山景区已经发生过一起坠亡事故。

 

  焦作市下辖的沁阳市当时通报,今年4月15日,时任沁阳市委书记薛勇带领相关人员到神农山景区检查督导全域旅游发展,行至景点“龙脊长城”拟整修提升路段附近,不慎坠落悬崖,因公殉职。

 

  当时即有网友质疑神农山景区安全问题:“市委书记在督导旅游工作的过程中不幸坠崖,令人痛心之余,也让人倍感惋惜。不过,此事也暴露出了景区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

 

  根据原国家旅游局今年1月发布的《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报告》显示,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为50亿人次,收入4.5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数为1.39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为1.29亿人次。

 

  旅游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与此同时,旅游景区的安全问题日渐凸显。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2017年以来,媒体至少公开报道了95起发生在旅游景区的人身伤害事件,其中2017年66起,2018年29起。

 

  国家外国专家局特聘海外专家、身兼国内多所大学教授的新加坡华鼎集团董事长李良义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会对当地旅游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旅游安全值得所有人关注。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郑向敏教授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旅游当中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整个旅游业安全的形势很严峻,风险和隐患非常多。

 

  多种原因致伤害事件发生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相关报道发现,2017年以来,旅游景区因为旅游设施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共有19起,占全部人身伤害事故总数近20%,居于首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空中秋千、蹦极、玻璃栈道、玻璃观景平台等,作为新兴旅游景点项目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游客,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李良义说:“一张门票很便宜,但是景区如果忽略安全因素,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景区应定期对游览设施如索道、观光天梯、游船等进行检测、检修和维护,使之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对游览设施准确核定载客人数、承载重量、运行速度等,并严格执行。”

 

  李良义认为,如果在这些旅游安全景区设备事故中因为设备检查不完善、监督不到位、制度不规范、操作人员违规操作等问题,容易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

 

  郑向敏以玻璃栈道举例说,这种设备的问题在于没有责任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管理部门不管,旅游部门不管,体育行政部门也不管,在没有监管检查的情况下,玻璃栈道却大量修建,就埋下了安全隐患。

 

  在旅游安全事件中,导致游客死亡人数最多的则是交通事故。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2017年以来共发生旅游交通事故10起,死亡人数为70人。

 

  在95起人身伤害事件中,有动物伤人事件13起、爬山致死致伤事件12起、自然灾害事故8起、突发疾病事故7起、溺水事故6起。

 

  郑向敏分析认为,旅游安全事件这么多,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近年来景区游客人次越多,安全事件相应增加,从客观上来讲是成正比关系。二是旅游景区不够重视管理和安全防范的筹划,对旅游安全的风险评估不够精准,重视经济价值而忽视旅游安全。

 

  在李良义看来,游客安全意识淡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旅游对于游客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所以大部分游客对旅游安全总是存在侥幸心理。

 

  郑向敏发现,很多景区虽然有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但安全教育大多只是形式,只是为了应付主管部门的检查和要求,并没有真正提高员工的安全素质和管理水平。所以,真正的安全教育制度落地很困难,例如前段时间颐和园发生的火灾。

 

  李良义认为:“旅游安全的制约因素比较复杂,但政策、法规不完善或执行不力是明显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旅游法规相对于经营实践具有滞后性,一些颇受旅游者欢迎又对安全性有较高要求的特殊旅游项目未能纳入安全管理范畴;另一方面,安全管理制度在实际中贯彻得并不彻底。”

 

  安全监管亟需制度化保障

 

  实际上,旅游安全已经是旅游主体的法律责任。

 

  2013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这部法律以专章的方式规定了旅游安全问题。

 

  旅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旅游安全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履行旅游安全监管职责。

 

  2016年9月,原国家旅游局公布《旅游安全管理办法》,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旅游安全日常管理工作。其中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旅游安全管理工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星级饭店和A级景区旅游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

 

  对于旅游安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李世宏说过,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旅游安全需要群防群控,需要行业监管、专项监管、综合监管协同用力,而部分基层地区存在旅游安全管理混乱、责任不清现象,旅游、公安、交通运输、食药监、质检、卫生以及安监等部门对旅游安全的监管责任尚未理顺,旅游安全权力和责任清单缺乏,出了事,大家都想当“甩手掌柜”。

 

  因此,郑向敏建议,亟需完善旅游安全相关法规及制度化保障,要对新增设景区新型游戏设备的严格管控和监管,保障旅游业的发展需要。

 

  郑向敏说,首先要完善旅游立法,为政府部门之间协调监管旅游安全提供法律依据;其次,建立政府部门间执法协调制度,例如,因高风险运动发生的旅游安全事故属于体育总局管,因海上运动发生的旅游安全事故要归属海事局监管等,亟需制度化协调机制;最后,在执法层面,亟需确保部门之间做到无缝合作。

 

  李良义的建议是,安全是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在完善旅游安全法规条例、实施细则的同时,旅游行业从业者都应该重视安全管理,预防人身伤害事件的发生。(陈磊)


 

  (编辑:张帆)